腐败现状中权力制约途径初探

时间:2019-01-07浏览:11

腐败现状中权力制约途径初探
                                                            后勤管理处 高大伟
   摘要: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腐败行为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腐败现象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蔓延了。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反腐败的效果好不好不仅关系的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效执行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人们更加注重从权力制约和制度层面上治理腐败。本文试图从权力制约方面研究腐败现象产生的机理,拟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腐败现状中的权力制约途径。
   关键词:腐败行为;权力制约途径;社会转型
    一、治理腐败的紧迫性
社会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国家越要重视反腐败工作,改革开放伊始,党和政府将我国的主要矛盾定性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要用发展来消灭贫穷,这是党和政府的基本思路。当前中国的国情没有变,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一方面,国家对外实行开放,在与国外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时,大量的消极思想也伴随着这股浪潮一起涌进国内,腐蚀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另一方面,国家对内进行改革时,很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更加有效地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在这破旧立新之际,过度阶段的间隙给权力腐败有利之机。特别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由集中指令式的计划经济逐渐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给了很多权力滥权的可乘之机,利用手中的资源进行腐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伴随着腐败的蔓延,这实际上就是发展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过去讲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能拥有个人利益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由国家配给,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是简单的。人们思想中的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杜绝了私有观念,腐败现象得到有效地控制。但是这样观念必然产生平均主义,一种消灭利益差别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社会的贫穷和停止,如果不改革,停留在旧的时代,腐败问题就不会蔓延,那个年代的人根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要改革,要促进发展,也势必导致了利益的分化,个人有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利益个体、主体,每一个群体都成为独立的利益群体,进一步分化了社会阶层,出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腐败现象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蔓延了。
   二、权力制约机制建设的途径
  (一)党内权力制约是治理腐败的重要前提
    民主是腐败的天然克星,哪个地方民主实施的越好,腐败发生的概率就越少。有别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多党竞争的机制和选举制度,国外如英美采用的是“两党制”德法等西方国家是“多党制”,外加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来达到党际间的竞争和协商,以实现权力的有限运转。在中国,党内分权机制建设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强调党内权力制约并不是否定党内监督的作用,相反党内监督是有效地治理党内腐败的重要武器,但是“权力监督虽然在矫正和惩处权力越轨行为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预防权力越轨行为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而权力制约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5]25党内监督主体名义上是与党的权力机关处于平行地位,但是实际上,党内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力来自于党委。“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利益密切相关,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使监督流于形式。尤其是监督客体与监督主体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尴尬关系,极易导致党内权力监督机制难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6]25。 党内权力制约是强调独立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实质是注重分权制衡,从而有效地避免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强调多种力量参与权力决策与执行。在权力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防止权力过分的集中或权力主体的寻租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了对权力主体监控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二)党内民主建设是治理腐败的关键环节
党内民主建设对党的权力健康运作至关重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7]250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方法,所以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运用好集中与民主的辩证统一,更应该注重党内民主建设。特别是要注意制约党内高级干部的权力,“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8]321在一个开放的党内,既是意志和命令能都从上到下的彻底的贯彻,更应该能够使合理的建议和底层的声音从底层顺利反馈到上层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保证每个党员的基本权利是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每个党员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充分行使党内监督职能,“党内监督的实质是党从人民利益出发,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而其核心问题,则是对权力予以有效制约,即通过揭露、评价、控制、约束等特有的监督形式和功能,对党内的各种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力量,保证权力能够按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式去规范地运用。”[9]125如果一个执政党大行官僚作风,无视党内合理的声音,我行我素的话,那必然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领导能力大受质疑。党内民主问题,其背后实质是权力的制约问题,历史上,忽视党内民主建设的政党,必然导致腐败懈怠,最后只有走向灭亡。因此党内的反腐败问题,说到底,也是党内民主问题。每个党员权利得到有效地保障,可以充分行使手中的权利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更可以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党内权力主体权力过分集中,有效地防止腐败。
   (三)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是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是两面的,首先公民权利的取得需要国家权力依法界定和保障;其次,国家权力运行体现着公民的意志和公民的利益。一方面,“权利的获取与享有,并不仅仅取决于公民个体的能力与行动;相反,其必须依赖政府权力所提供的保障。然而,任何政府官员都是可能犯错的人,都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由是,权力又成为最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大敌。”[10]119改革开放前,强调国家本位,过多地注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将保障公民的权利置于次要位置。导致公民意识不能够得到有效地发育,而面对国家权力膨胀时,只能通过宣传动员或者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挥公民权利的制约作用。在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主导下,常常会压缩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是牺牲掉个人利益。这种强调国家利益优先虽然有其极大的随意性,但是也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法律制度得到极大的完善,国家干预社会领域的行为明显减少,使社会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公民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企业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建设、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涉及到公民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生活领域也日益复杂起来,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满足公民的权利需求以完成新的社会整合,才能减少国家对于公民个人的直接的破坏性冲击,使公民权利获得了法律这一制度化力量的保障。公民是现代国家的活动主体,国家的权力来自全体公民的赋予。随着社会空间不断完善,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不断的增强,公民为了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对国家权力提出制约的要求,使国家权力运行顾及到公民的利益,从而有效地制约了国家权力延伸的空间。公民的权利是法律给予界定和保障的,因此,公民的合法地维权行动具有法律上的力量,公民权利通过法律制度发挥积极的作用,用法律的强制性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公民利用社会监督、网络监督和舆论监督等行为方式,积极抵制了了国家权力的消极行为。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国家的权力决策和执行,以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落实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使权力运行更加民主和充满阳光。
  (四)制度制约权力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保证
    有效地治理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实无论现代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具备反腐败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关键是否能够大胆借鉴并在此基础进行创新发挥,通过实践来不断地完善,而不是总把自己局限在片面观点里和空谈的层次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反腐败措施,更多是从制度设计和体系运作以及独立权力实体相互制约着眼,以寻求权力有效的平衡和效率。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来看,中国的腐败问题更是一种制度腐败或体制腐败。腐败已成为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风险很小的达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而被部分公职人员所选择。在腐败蔓延的形势下,如果反腐败措施仅仅着眼于案件的查处和单纯强调思想教育和自律显然是不够的,“还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314,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实践证明改革易于产生腐败,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如果仅仅满足于作出各种禁止性规定并对违法者加以惩办,就有可能出现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屡禁不止的局面。另外,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因为旧的腐败形式消失,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这项工作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三、总结
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使党的纲领、方针和路线有效地落到实处,需要通过各级权力机构执行。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需要一个正常的权力机构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日常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滥用权力,贪污腐败,那就不仅不能维持国家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有可能误国误民。关键便在于对权力机构的有效管理,发挥其长处,抑制渎职和腐败。治理腐败是个系统工程,既要铲除不利因素又不可严重弱化正常权力、降低决策和执政效率。必须追求运作规则和程序设置合理,坚持“分权合力”,“集体领导”的效益必须大于“权力分散”和“个人专权”的效用,既要达到有效地运用权力又要达到抑制腐败的双重目标。当前是改革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可以理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权力制约模式和制度建设仍然在探索中进行。腐败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受着腐败问题的困扰,目前的确没有根治腐败的措施,方法只能是加强防范措施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一心致力于实现祖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中国公民需要理解党目前的处境和执政压力,以宽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投身于改革浪潮之中,贡献力所能及的能量,相信随着深层次政治改革进一步进行,权力制约会更加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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